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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瓷质僧帽壶的发展流变
时间:2016/1/9   来源:艺术市场  作者:王慧
由 于元明清三代对藏管理政策的需要,促成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这也使得汉藏文化交流频繁。工艺美术作为内地与藏区交流的主要载体之一,为迎合受到藏 传佛教影响的统治者及藏区上层人士的审美趣味,创作了大量具有藏传佛教意味的工艺品,以满足两地民族交流的需求。
 
编者按:由 于元明清三代对藏管理政策的需要,促成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这也使得汉藏文化交流频繁。工艺美术作为内地与藏区交流的主要载体之一,为迎合受到藏 传佛教影响的统治者及藏区上层人士的审美趣味,创作了大量具有藏传佛教意味的工艺品,以满足两地民族交流的需求。瓷器作为内地对藏区输出工艺品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发展变化也是内地与藏区相互影响的直接反映。这种影响不仅丰富了汉地瓷器装饰纹样,还影响着其型制的创新。而本文所介绍的关于僧帽壶的发展演变则 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它见证了这一时期此类宗教器具世俗化的过程及汉地瓷器工艺的发展,也集中反映了汉、藏两地文化的共生与互荣。 
    佛教自传入中国汉地以来,便与中国古代艺术乃至古代社会生活难分难解,这体现在绘画、建筑、雕塑、工艺及人们的宗教信仰、审美趣味等各个方面。早在公元7至9世纪时期,唐朝已与以藏族为主体的吐蕃王朝建立交往关系,并通过和亲、互市等途径输出及输入了大量的工艺美术作品,但这一时期两地间的文化交融更多的表现为汉地对藏区的影响,而藏传佛教及藏区文化对内地的影响较弱,在工艺中主要体现为对丝绸、金属工艺的影响。直至13世 纪,西藏归元代中央管辖以后,藏传佛教开始传入内地,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及民族管理、民族交往的需要,藏传佛教兴极一时,对汉地的影响也更为广泛、深刻,这 在工艺美术中体现的也颇为明显,除了丝绸、金属工艺,在瓷器中也可见一斑。元及元以后的明清瓷器出现了不少仿佛教器物、藏民生活器具的瓷制品及具有藏传佛 教意味的装饰图案,且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加深,这些器物及装饰纹样的宗教意味不断弱化,成为汉地世俗化的日常用具和吉祥纹样,如八僧帽壶、多穆壶、吉祥 纹、七珍纹等。
    僧帽壶,传其为仿噶玛噶举派的黑帽而作,因其形似僧侣的法冠而得名,是西藏地区向佛敬酒时斟酒用的一种银酒壶,藏语称之为“缪甘伊”。目前所见最早的金属质僧帽壶为西夏陵博物馆收藏的铜僧帽壶,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藏式金属器皿(该博物馆将其年代定为西夏至元)。
元:瓷质僧帽壶诞生
作为元代瓷器中的创新器型,瓷质僧帽壶很可能是工匠在对藏区金属质僧帽壶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其形状多为僧帽状壶口、鸭嘴形流、鼓腹、圈足、尖流、扁曲柄、柄上帖如意云片饰、盖带珠状盖纽且卧于僧帽形口沿内,壶高多在20厘米左右,足径、口径、流长、僧帽高度的比例及壶身装饰因时代审美趣味各异而不同(图一)。
瓷质僧帽壶最早见于元代。这与民族交往及瓷器工艺技术密切相关。早在蒙古汗国时期,统治者认识到藏传佛教对藏区地位及对完成其对甘青藏区大一统的重要性,便争取和礼遇佛教僧人,在藏传佛教的影响下,西藏于1247年归顺蒙古汗国,结束了西藏各派互不统属、各自为政的局面。1207年, 忽必烈又升八思巴为“帝师”,并赏赐大量珍宝,藏传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因此,丝绸、瓷器、金银器作为重要的赏赐物品被大量的输往藏区,内地与藏区的通过 赏赐朝贡、民间贸易的方式频繁交往,据记载“授以帝师玉印,供金缕珍珠袈裟、珍宝所缀衣、宝冠、宝伞、金椅等多种精工巧制物品。此外,赏赐升金、升银、马 匹、骆驼、茶叶等,一切珍玩,莫不优赐有加”。这种交流极大的促进了内地工艺品中佛教元素的丰富与发展,僧帽壶、多穆壶、塔式盖扭这类极具藏传佛教色彩的新器型及新纹样在元代顺应而生。
目前所见最早的僧帽壶为1965年 于北京海淀区出土的元代青白釉僧帽壶(图二),腹部高度与流长相当,各部分比例适中,整体造型敦实饱满,古拙朴素,是藏传佛教传入汉地之后与汉地工艺相结 合的典型。其中,这件僧帽壶的珠状盖纽也是在藏式器物造型的影响下出现的新样式。在藏传佛教中,宝珠被视为圣物,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元代青白瓷特有的串 珠纹装饰也是由此发展而来。此外,元代还出现了不少受到藏传佛教影响的纹饰,如宝杵纹、八吉祥纹、变形莲瓣纹、鹦鹉纹、梵文、八思巴文等,这些纹样常与龙 纹、凤纹、缠枝纹、卷草纹,牡丹纹、四神纹等汉地纹样相结合装饰于器物上,但目前尚未发现饰有这类纹样的元代僧帽壶。
明:品类与纹饰呈多样
明代的制瓷工艺在元基础上有所创新,不仅瓷器形制增多,且品种丰富,这一时期的鲜红釉、甜白瓷和青花瓷成为明清瓷器的典型。随着明代各民族交往的加深,具有 藏传佛教特点的瓷器也继续得到生产,并在宫廷及民间得到更为广泛的使用,瓷器的形制与纹样也有了新的发展。除了元代已出现的青白釉僧帽壶外,还出现了青 花、红釉、宝石蓝釉、景泰蓝、紫砂僧帽壶。明永乐时期瓷器的造型较之元代显得俊秀优美、仪态万方,瓷器的装饰手法增多,划、刻、印、锥为其常用手法。西藏 博物馆现存的一件明永乐时期的白釉锥花僧帽壶,以精细的线条锥刻莲花于胎体,与元代相比,其器身略小,流变长、变细,壶口由元代的三瓣大弧线形僧帽边沿变 为三阶梯式僧帽边沿,腹足部在元代的基础上稍有收缩,显得更为清秀、灵巧。另外还见有香港徐氏艺术馆藏的明永乐甜白釉僧帽壶、景德镇出土的永乐时期御窑的 白釉僧帽壶、红釉僧帽壶(图三),造型与永乐白釉锥花僧帽壶相似,其中红釉僧帽壶通体施红釉,内壁、外底施白釉,制作精细,尽管壶身缩釉严重,色泽依然鲜 亮。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宣德时期的宝石蓝釉僧帽壶(图四)、红釉僧帽壶(图五)。此红釉僧帽壶外底书楷体“大明宣德年制”,与永乐时期的相比,造型相 仿,高度所差无几,最大的区别在于壶劲与壶腹的比例上,宣德时期的这件红釉僧帽壶明显拉长了壶颈所占的比例,颈部较永乐时期开阔,壶腹更为精致饱满,整体 更为协调,比元代的清秀多了几分厚重,显示了宣德时期瓷器形制精巧、典雅的特点,造型最完美。又因红釉技术难度大,不易烧造,虽自宋代已有烧造,但技术尚 不完备,至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红釉烧造技术已经成熟,烧造的瓷器色泽鲜艳,使得宣德红釉成为陶瓷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因此,宣德时期的红釉僧帽壶最 为珍贵。
还应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受藏传佛教影响的装饰纹样明显增多,缠枝宝相花、缠枝莲八宝、藏人歌舞纹、藏文、梵文等也流行于在明代历朝瓷器装饰中,其相互 间或与汉地装饰元素间的组合形式也比元代丰富、活泼。此外,成化官窑中屡见西番莲、优钵罗花、五供养等装饰纹样,正德时期还出现了藏文、梵文、八思巴纹书 写的年款,嘉靖时期出现的“转枝莲托百寿字”,万历时期出现的的“波罗密多心经”、真言字、开光盆景都说明了藏传佛教影响的不断深入。这种藏传佛教装饰纹 样的流行,在明代出现的青花僧帽壶中也可窥见。虽然元代已烧造青花瓷器,却并未有元代青花僧帽壶的存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宣德青花的极盛。明代的青 花僧帽壶壶身常饰以八吉祥、缠枝纹、番莲纹、梵文、藏文等与内地如龙纹、牡丹纹、如意云头纹等这类吉祥纹饰相结合的纹饰,且青花装饰一改元代的繁缛变得疏 朗秀丽,如西藏文管会收藏的明宣德时期的青花莲托八吉祥纹僧帽壶(图六),缠枝莲托八宝绘于壶劲身,流、僧帽状壶口内外、带珠纽盖、曲状柄皆绘缠枝莲,肩 部绘六片如意云头纹,云头内有折枝莲,壶腹饰一周藏文译为“白昼平安夜平安,阳光普照皆平安,昼夜永远平安泰,三宝护佑永平安”,腹足环绕变形莲瓣,莲瓣 内绘缠枝莲,纹饰生动、流畅,粗细兼有,较为疏朗。据有关学者考证,这与同时期的官窑青花高足碗及西藏萨迦寺、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先后发现的五彩荷莲鸳鸯纹 碗与盘的藏文完全吻合,应为同时期烧造的同一批成套器皿,是专为宣德二年遣太侯显赍敕西藏诸法王举行法会的宗教用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一件明代青花僧帽 壶,为明宣德官窑青花双龙藏文僧帽壶(图七),其与青花莲托八吉祥纹僧帽壶有相似之处,壶身装饰形式与其相仿,壶颈绘穿花双龙纹、缠枝灵芝纹,清新雅致。 这种穿花纹饰可上溯至洪武或永乐时期,也常见于军持、高足碗等瓷器,但穿花龙纹在僧帽壶中的应用尚属首现。
另外,前所见还有藏于西藏博物馆的景泰蓝僧帽壶,其腹部、劲部、壶口皆有所收,成修长形,壶身饰有番莲纹,壶腹的上下部都绘有莲瓣纹,图案繁密有序,制作精 细。景泰蓝出现于明代,作为明代特殊工艺多为宫廷御用,直至清代后期才出现在民间市场上,这件明代景泰蓝僧帽壶应该是作为朝廷赏赐进入西藏的,充分体现了 藏传佛教对明朝政府民族统治的重要性及明代工艺制作与汉藏交流的关系。
清:汉藏文化深入交融
清代,对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推崇较之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还在宫廷内设佛堂及专门管理宫廷佛事的机构,赋予喇嘛及寺院各种特权,授予达 赖喇嘛掌理西藏政、教的权力,并建立噶厦政府,执行达赖喇嘛旨意。因此,藏区工艺品也通过觐见贡礼的方式大量输入内地,如清代格鲁派领袖三次觐见清朝皇 帝,带来大量藏区供品,多为宗教法器、供器,藏区上层人物也以各种方式贡给清朝统治者物品。其中清廷制造的大量供赏赐的藏传佛教工艺品包括藏传佛教法器、 供器及日常生活用具,品种比元、明两代更丰富、精美华贵,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清代铜镀金填珐琅嵌白玉八吉祥、故宫梵华楼内清乾隆时期的的掐丝珐琅佛塔 等。其中也出现了不少瓷器制品,这些瓷器不仅用于赏赐,而且宫廷生活中也用这类瓷器,如《雍正帝后妃图》(图八)所呈现的雍正皇帝妃嫔所居宫内的多宝格上 就陈设有僧帽壶。这类具有藏传佛教意味的器物品种比元、明两代更丰富,精美华贵,无论在纹样装饰上还是在型制上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康熙时期生产 的八吉祥壶,乾隆时期出现的瓷质八吉祥、七珍、法论、五供、五供养、佛塔、佛像等,还有清代出现的瓷质嘎布拉碗、嘎布拉瓶等。清代的藏传佛教影响下的装饰 纹样,如八吉祥纹、杂宝纹等经过长期与汉地纹样的结合,其宗教色彩进一步弱化,成为大众喜爱的世俗吉祥纹样,还出现了缠枝莲梵文、洋莲宝相花等变体佛教纹 样,这些纹样不仅被用于僧帽壶这类藏传佛教器物,还广泛用于日用瓷器及外销瓷器中,且汉地常用吉祥纹样也被装饰于这类宗教器物上。僧帽壶则出现了粉彩、珐 琅彩、古铜彩等新材质,其装饰纹样不仅出现了缠枝莲梵文、洋莲宝相花等变体佛教纹样,八吉祥纹、杂宝纹等常见装饰纹样经过长期与汉地纹样的结合,宗教色彩 进一步弱化,汉地吉祥纹样也成为其主要装饰纹样。
所见清代最早的僧帽壶为康熙年间的仿宣德霁红釉僧帽壶。霁红釉为仿宣德红釉的品种,这件僧帽壶瓷器造型与宣德红釉僧帽壶相似,但稍显古拙、凝重。此外,还见 有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雍正影青僧帽壶(图九)、清雍正白釉僧帽壶等。影青釉,宋元时已有烧造,明永乐时影青为上乘,釉色淡雅,釉面玻璃质强。这件影青僧 帽壶僧帽较康熙时高,腹部沉稳,质朴中显典雅。另外,曾为清宫旧藏的清雍正白釉僧帽壶,其形制较为特别,此壶除鼓腹、圈足、带珠状纽盖、与前代不同的是其 圆柄、流短且置于壶腹上、僧帽状壶口较高并取代壶颈,形制小巧隽秀,显示了独特的时代审美趣味。
清乾隆时期制瓷业创造性的发展使得当时的瓷器在数量及质量上都达到了历史顶峰,且品类繁盛、装饰多样、工艺精巧、造型精美。美国大都会艺术馆藏一件清乾隆釉 里红番莲纹僧帽壶,这件番莲纹僧帽壶与上述明代僧帽壶除了在材质上不同外,其番莲纹更小、更细密,布满整个壶身,肩部绘如意云头纹,腹足绕一周变形莲瓣 纹,圈足绘回字纹,且最大壶腹位于壶腹中间,而非明代的上大下小,形体有些类似元代僧帽壶的造型,古朴中见富丽。故宫博物馆藏也藏有两件乾隆时期的僧帽壶 —清乾隆青花折枝三果纹僧帽壶(图十)、清乾隆斗彩草龙穿花僧帽壶。清乾隆青花折枝三果纹僧帽壶的造型、纹饰仿明永乐时期,其劲部与器盖绘缠枝花,腹部以 折枝石榴、佛手、桃为主体纹饰。三果纹为汉地常用吉祥纹样,多为石榴与佛手、寿桃结合的纹样,又称为三多纹,《庄子.外篇.天 地》中说到:尧观于华封,华封人祝曰:“使圣人寿,使圣人福,使圣人多男子。”其后,民间取佛手柑的福字谐音,寓意佛手为“福”,谐意多寿桃为“寿”,多 子石榴为“多男子”,因此佛手、桃、石榴被称为“福寿三多”,表现福寿多子的美好愿望,后也被表现在绘画装饰中,也是明清时期瓷器中的流行装饰图案。但三 果纹鲜见于僧帽壶装饰中。这件乾隆青花折枝三果纹僧帽壶,说明了瓷器纹样对藏传佛教文化与内地吉祥纹样的融合,符合了藏传佛教文化影响下的清朝统治者的审 美趣味。清乾隆斗彩草龙穿花僧帽壶,与同时期其它僧帽壶相比,其僧帽状壶口边沿变矮,流长变短,流口微微上扬,口径变短且远小于腹径,继承了明代僧帽壶上 大下小的基本样式,缠枝花与草龙纹施绘于整个器物,线条劲炼爽快,表现了乾隆时期瓷器造型与装饰的活泼及不拘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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