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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阅读与鉴赏
时间:2016/1/9   来源:文艺资源中心  作者:孙春平
现在有些媒体往往将文学领域内的新闻放到报纸或者网站上的“娱乐”类栏目中,我个人始终对这种做法保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我认为,文学虽然有着一定的娱乐功能,但它终究是有着思想深度的,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能够表达作家对个人、民族乃至整个社会的一种理想。
一、文学不是娱乐
 
现在有些媒体往往将文学领域内的新闻放到报纸或者网站上的“娱乐”类栏目中,我个人始终对这种做法保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作为一名文学创作者,我认为,文学虽然有着一定的娱乐功能,但它终究是有着思想深度的,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能够表达作家对个人、民族乃至整个社会的一种理想。我想,将文学划归为单纯的娱乐范畴,或者将其归为其他的艺术门类,使其成为一种附庸,实际上都是对文学的一种贬低,是没有意识到文学的重大作用的一种表现。
其实,文学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范畴,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毛泽东曾经非常重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他自己创作了许多豪迈的诗歌作品,还向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推荐过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作品,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做出过许多重要的批示。
同时,我认为,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是相通的、有关联的:如音乐中的歌词创作与文学领域中的诗歌创作就有着紧密联系;在书法领域,很多书法家笔下的内容多是经典的中国古典诗词,如果没有深入理解诗词的含义,恐怕很难创作出书法精品。影视剧就更不用说了,文学本就是影视剧的母体。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已经走向世界的中国电影,如《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无一不是脱胎于文学这一母体。这些著名电影都是经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而这些作品可能就是作者一生的人生阅历与知识积累而成,导演对这些文学作品有着自己独到而深刻的理解,然后再将自己对作品的理解用影视这一艺术门类形象地表现出来。
近些年,中国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现了像《白鹿原》《推拿》这样深刻的、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小说作品。但由这些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并没有表现出原著小说中深刻的思想内涵,呈现出了简单化、概念化甚至娱乐化的倾向。比如,电影《白鹿原》就没有充分表现出陈忠实对20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深刻观察与思考,失去了原著小说厚重、深沉的韵味。当然,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有着导演和演员个人对原著理解的因素、影视剧审查的因素等,同时将一部文学巨著的内容压缩成两个半小时的电影,势必会大量删减原著中的情节,而这也会让原著中的精髓流失,失去原著小说的深刻性。
 
二、文学创作与作家生活体验
 
其实,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与其自身的生活积累是紧密相关的,作家的生活范围、生活体验等,会在其小说中有意无意地显现出来,并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小说的取材范围、语言表现乃至思想内涵的传达。同时,这也需要作家善于观察日常生活、捕捉灵感、注重生活细节,能够从平凡甚至琐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常人没有注意到的题材,然后再进行加工提炼,将这样一件或者几件典型事例,升华到一种哲学、美学的高度,从而给读者以思考。
一个作家创作的小说与其自身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通过阅读小说来“读”到作者曾经的生活经历与体验。我对此深有体会。就我个人的小说创作来说,我在锦州市文联工作的时候,创作时就感觉素材越来越少。后来,我主动申请到县里去,跟广大基层的农民、工人、干部等接触,便觉收获很多,扩展了创作思路,充实了自己的素材范围。在此期间,我创作出了《金色农家》等剧本,播出后受到了一些赞扬,以至于看过我作品的人认为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农民作家。
我们很多朋友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中涉及了建筑学、中医学、食谱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后来的研究者研究指出,这些知识都是有科学依据的。作者曹雪芹同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一样,出生于清朝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后来家族衰败,曹雪芹本人也经过了由兴盛到没落的心路历程,认识到了人世的艰辛与封建大家族的腐朽没落。有人曾经考证并指出,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皇帝的保姆。有了这样深刻的人生体验,曹雪芹才能够写出巨著《红楼梦》。再如《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从小生活在陕西农村,他通过对白鹿原这一个村庄的解剖,达到了对整个中国农村地区的解剖与阐释。小说中描绘了地主、雇农与普通农民等各个阶层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况,尤其是展现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心理状态的变迁。
再举个例子,拨乱反正之后,在中国文坛上曾活跃着两个作家群体:右派作家群体和知青作家群体。为什么这两个群体最活跃呢?我想,这与其独特而深刻的生活经历有关。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两个群体被“推”到了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在艰苦、残酷的农村环境中,他们必须为自己最基本的生存而劳动奔波。他们中有的人在农村生活了几年,甚至几十年。正是这些艰苦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为其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财富。所以,当他们能够重新拿起笔来,在进行回忆与反思时,才能创作出那么多深刻而生动的文学作品。现在,这两个作家群体中还能够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的作家已经为数不多了。当今中国文坛后继乏人、文学委顿,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在从事文学创作,但相对来说,“80后”等年轻一代的作家还是显得太少。特别是在我们辽宁,基本上找不出几个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80后”年轻作家。我认为,就小说创作而言,如果一个人三十多岁时还没有一部或者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就已经有点晚了,如曹禺创作戏剧《雷雨》时才23岁。而现在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基本情况是,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从事文学创作,其实恐怕也没有多少年轻人能够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来,甚至大学中文系培养出来的也多是文学批评家、学问家等,很少能培养出作家。这当然是由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但是,现在年轻人生活体验与阅历的缺乏可以说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新兴媒体不断涌现,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在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业余时间一般都挂在互联网上,这就直接导致其基本生活经验积累的严重缺乏。我有时竟不无遗憾地发现,有的在城市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和我一起到农村下乡时,竟然连猪都不认识。
没有足够的生活积累,很难想象能够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局限,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是不可能去亲历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的。因此,每个成功而优秀的作家都应有独属于自己的一块“自留地”,比如鲁迅先生创作的未庄与鲁镇, 虽然他创作的小说并不是很多,且全是中短篇小说,没有一部长篇小说,但他对中华民族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至今仍显现出极其深刻的洞察力,对中华民族仍具有非常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三、人物塑造是小说创作的灵魂
 
文学是虚构的艺术,尤其是小说创作,更是作家的“白日梦”。在这“白日梦”的创作中,必须要塑造生动复杂丰富的人物形象。好的小说无一例外,必有鲜活的形象,这些形象甚至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贾宝玉等,《三国演义》中智慧的诸葛亮、忠义的关羽、莽撞的张飞、奸诈的曹操等,《水浒传》中的武松、宋江、李逵等,《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唐僧等,这些形象早已深入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内心,成了实实在在的经典民族文化符号。再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小说与报告文学作品,鲁迅作品中的孔乙己、祥林嫂、阿Q等,《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白鹿原》中的白嘉轩等,赵瑜的报告文学作品《马家军调查》中的“马家军”形象,等等,也都是深入人心的。特别是《马家军调查》与现在中国文坛上注重歌功颂德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有着较大的差异,展现了中国当代体育史上“马家军”的种种内幕,兼具真实性和深刻性。
其实,人物塑造不仅是小说创作的灵魂,也是读者阅读、欣赏小说的灵魂。当读者看完一部小说时,会为小说中某些人物的命运而担忧,为他们的欢乐而高兴,为他们的痛苦而悲伤,并且读完后还时时想着他们、惦念着他们,有时可能会忘记了这些人物的名字,但是会始终记得这些人物形象,这就是小说人物形象的巨大魅力。我个人就对浩然作品中的农村人物形象的印象非常深刻。抛却作品中因为当时意识形态因素的制约而导致的某些缺憾不谈,我觉得,作者实在是太了解当时中国农村的现状和农民的心理了。等到若干年后要研究“文革”之前中国农村的历史,除了翻阅相关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资料外,浩然的作品也非常值得一读。
 
四、作家应坚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
 
好的文学作品是一定要有思想内涵的,在文字之外肯定还有作家的思想蕴藏在其中。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主要是在哀叹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字里行间处处表现出了对汉朝刘姓正统理念的强调,他十分推崇西蜀刘氏王朝的正义,而谴责北魏曹氏王朝的非正义;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表现出了鲁迅对阿Q、祥林嫂等传统中国农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心理,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中国底层农民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戕害,以呼吁中华民族的觉醒。
文学作品所展现的思想也能够表现出一个作家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当别人都说好的时候,作家要能在其中看到不好的一面;当大家都在谈论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好处时,作家要学会思考这种高速发展的代价。如果一部作品中没有表现出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只是歌功颂德,那就是作家媚俗的一种表现。如莫言的作品就有着极强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其作品《透明的红萝卜》《生死疲劳》《蛙》等,都在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政策,得到了政府和民间、专家的普遍认可。
在这里,我还要说的是一部与《蛙》的主题内蕴相似的作品——著名作家张贤亮的小说《一亿六》,这部作品讲的也是人口生育问题。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讲述以前一个健康的正常成年男子,每次性生活中排泄的精液中约有一亿六千万左右的健康精子,但是现在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都市成年男子的精子数下降得非常厉害,而一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的精子量仍能达到一亿六,于是他就被当作一个优异的“人种”给保护起来。这部作品因为媚俗与人物形象塑造得不成功等原因,没能展现出批判精神,并未得到大家的认可,反而招来了普遍的批评。再如张艺谋现在的电影明显不如其早期拍摄的电影了,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过于注重票房,受到了市场的制约,甚至某些电影还有着明显的媚俗之嫌,我们再难看到其早期电影中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批判精神了。
没有思想的文学作品,只能是供人们娱乐消遣的通俗读物。比如琼瑶的作品,初读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唯美,很浪漫,很新奇,但是读多了就会很明显地感到其作品中的模式化倾向,甚至可能会将众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互混淆。我认为,其作品之所以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在大陆热销,是因为此前中国人的情感普遍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情感需要一个宣泄的渠道,而琼瑶的作品恰恰迎合了人们的这种情感需求。现在可能很少有人再读琼瑶的作品了。我曾经在2003年组织一个作家代表团到台湾进行文学交流,在座谈会上,有台湾作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在台湾,琼瑶不算作家。我们游览台湾地区的一些书店,发现在书店的布局中,文学作品放在一起,而琼瑶的作品则放在通俗读物类中,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五、艺术创新是作家一生的追求
 
文学创作中的那个“创”字,要求作家不断突破和超越自己,进行艺术创新,调整创作手法与取材范围等。如一位作家经常创作农村题材的作品,突然间又写出一部工业题材的作品,并且还能写得很出色,往往会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关注,这表明这位作家在成功地进行着题材的尝试和艺术创新。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小说的主题基本上都表现出了对传统封建礼教和落后国民性的批判,但其艺术形式却在不断变化,或荒诞,或现实,甚至魔幻,鲁迅在不断进行着创作手法上的创新。
再比如莫言,他说他早就构思好了《生死疲劳》的相关内容与创作思想,但一直没有想到如何用一个好的角度来表现。直到有一天,他在寺庙里偶然看到了佛经中有关“六道轮回”的文字,于是,莫言就以佛教中的“轮回”为突破口来进行叙述。而这种魔幻的艺术手法也成为他创作的重要手法。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时,在给他的评价中就提到了其魔幻的创作手法。再比如毛泽东一生性格豪迈大气,其诗词作品也展现出了磅礴豪迈的特质,但是他也有婉约缠绵的诗词,如《蝶恋花》就表现了他对逝去的杨开慧的深沉怀念之情。
一个作家创作完一部作品,在发表之前,往往把写好的作品拿出来让几个有一定鉴赏力的、自己信得过的知己、朋友来鉴赏、品评,请大家提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在取材范围、艺术创作手法等方面,这样才能够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认知局限,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学创作水平。
 
六、作家应长期保持创作激情
 
创作激情对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与写作环境、写作时间等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有许多作家在逼仄的环境中能够创作出许多文学精品,但是当生活环境大大改善之后,却再也没法创作出像之前那样的作品了,这就是作家创作激情消退的结果。写作时间也是需要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挤出来的,更需要作家有足够的耐心与毅力将之坚持下去,但是如果一个作家丧失了创作激情,恐怕是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的。
有人曾经打过比方,说文学创作就好像宗教,要求作家有一种殉道式的精神和信仰。进行文学创作,首先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相对于其他能够迅速致富的职业来说,作家的创作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阶段,往往很难见到物质收益与回报。因此,许多进行文学创作的人都受不了诱惑而转行了,有的从政了,有的“下海”经商了,这也无可非议。我个人的认识是,一个人,当他不再为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而发愁时,就应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了,给自己留一点“做梦”的空间。
现在其他的艺术门类如书法、绘画等,也对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威胁”。我认为,现在对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还是影视剧剧本的创作,因为影视剧剧本创作的经济收益较高,能给创作者带来较高的经济回报。因此,许多有一定造诣和成就的作家从文学创作转到了编剧,而作家离开文学创作的时间越长,对小说的创作就越生疏。我固执地认为,影视剧剧本的创作并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它虽然与文学创作类似,但编剧只需要提供故事的基本走向与人物对话等要素,其着重点并不是放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甚至故事走向、桥段设置、塑造人物等都要听命于制片人和导演。对于观众来说,影视剧中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往往已经固定化了,如果观众自己阅读原著小说,就能在脑海中构造出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人物形象,能够体会到阅读所带来的巨大乐趣。
由于受物质主义思潮以及社会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在文学边缘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已经没有多少人来关注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了,比如说现在很少有中国人阅读纸质书籍了。在这里,我想说一句,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多大希望的民族。而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能够给人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能够给人以“美梦”的感觉的。因此,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在文学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及其审美特质,需要包括作家、文化出版和传播机构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多给予作家与文学一点独立的空间,提高作家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促进全社会“文学梦”的回归。
[责任编辑    邹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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